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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海潮音,作狮子吼

作者: 发布时间:2017-08-01 浏览次数: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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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梁启超结识了康有为,从此他的人生道路发生了180度的转变。康有为以“大海潮音,作狮子吼”(佛教用来形容佛祖说法时的词语),当头棒喝之后,使梁启超一时不知所措,以前所学的不过是应付科举考试的敲门砖而已,根本不是什么学问。于是退出学海堂,拜康有为为师。

  梁任公为吾国******大功臣,其功在革新吾国之思想界。十五年来,吾国人士所之稍知民族思想主义及世界大势者,皆梁氏之赐,此百喙所不能诬也。去年武汉***,所之能一举而全国响应者,民族思想政治思想入人已深,故势如破竹耳。使无梁氏之笔,虽有百十孙中山、黄克强,岂能成功如此之速耶?近人诗“文字收功日,全球***时”,此二语唯梁氏可以当之无愧。——胡适

  改变一生的对话

  1928年9月,梁启超着手编写《辛稼轩年谱》,此时离他人生***后一站不足四个月。在与病痛斗争中,梁启超始终坚持写作,直至***终无法提笔。痔疮发作时,他就侧坐着写;住院期间,仍托人寻找有关辛稼轩的材料;材料找到后,又不顾重病,提前出院继续写作。我们不禁要问,究竟是什么样的力量,能够让这样一位少年暴得大名、堪称“***界骄子”、叱咤清末民初政坛20载的显赫人物,如此忘情地投入呢?

  梁启超之所以编写《辛稼轩年谱》,或许是因为两人有着相同的人生境遇。辛是南宋著名的抗金将领,在词学上又有着很深的造诣。他南归之后,虽然终其身也未被南宋朝廷重用,但他本人却时刻关心着国家的休戚和民族的命运,正如朱熹所说,辛稼轩“经纶事业有股肱王室之心”。梁又何尝不是如此!在***海外13年之后,梁启超回到故土,试图在政坛上大展拳脚,无奈屡屡受挫。无论是袁世凯,还是段祺瑞,都只是利用他,并拒绝他的改革主张。

  梁启超看透了这些政客的嘴脸,决意退出政坛,回到书斋,从此开始用西学之方法来整理国故,这才有了编写《辛稼轩年谱》之举。实际上,这只是梁启超历次思想转变中的***后一变。在梁启超57年的人生历程中,这样重大的思想转变至少有五次。诚如他自己曾谈到他跟康有为之间的差别时所说的:康有为大器早成,观点是一成不变的;而梁启超却是不断变化,不惜以今日之我非昨日之我。

  少年梁启超是一个聪明绝顶的天才,四五岁就读完了《四书》《诗经》;6岁在父亲教导下五经卒业,除经学外,还读《史记》、《汉书》、《纲鉴易知录》、《古文辞类纂》等;9岁能做千言的文章;12岁便中秀才。这一段的学习,不仅给梁启超打下了比较扎实的国学基础,也是他后来能够对传统国学进行深入研究和大胆变革的先决条件。

  中秀才后,梁家更是对他寄予厚望,不惜血本,送他到广州深造。15岁时,梁进入当时广东省***高学府学海堂学习。这一年,他还是菊坡精舍、粤秀、粤华书院的院外生。这三院与学海堂齐名。广州五大书院,梁同时就读四院,精力之旺盛非常人所能比。这期间,他如饥似渴,嗜书如命。不但泛读了大批儒家典籍,还比较系统地接受了汉学的基本训练。学海堂以小学和典章制度的研究为主,教学生学会辞章训诂,对典籍进行考证、辨伪、校勘、诠释等工作。在这里,梁启超受到了严格的学术训练和文化积累。

  在梁启超的身上,似乎潜藏着一股巨大的学习热情,他求知欲、创新欲极强,学一门爱一门,一头扎进去,孜孜不倦,务求有心得、有造诣,总能学有所成。

  17岁的时候,梁启超即中举人,可谓少年得名。当时的主考官李端棻看中了这位青年新贵,打破社会地位的悬殊,将其妹妹许配给梁启超,并携梁赴京会试。假设梁启超当时真中了进士的话,那轰轰烈烈的“戊戌变法”就可能没梁启超什么事了。

  可恰恰就在此时,梁启超结识了康有为,从此他的人生道路发生了180度的转变。二人见面之后聊了好几个时辰,梁启超后来追忆这段往事时说,康有为以“大海潮音,作狮子吼”(佛教用来形容佛祖说法时的词语),当头棒喝之后,使他一时不知所措,以前所学的不过是应付科举考试的敲门砖而已,根本不是什么学问。于是退出学海堂,拜康有为为师。康有为知识广博,眼界开阔,尤其重视史学、今文经学和西学,当时的梁启超只能望其项背。梁启超不无谦虚地说过,“一生学问之得力,皆在此年。”“启超之学,实无一字不出于南海。”从此,在康有为的引导下,梁启超尽舍训诂之学,接受康有为的维新变法思想与政治主张,逐渐成长为康有为的左膀右臂,史称“康梁”。

  从学康有为四年后(1894年),师徒二人一同赴北京参加会试。在京期间,梁启超积极参与到康有为组织的各项活动中,协助康有为发起“公车上书”,参与创办《中外纪闻》。强学会成立后,又任强学会书记。后来,强学会因慈禧的干预***关闭,梁启超应黄遵宪、汪康年之邀,南下上海担任《时务报》主笔。梁启超的“暴得大名”就是从这时候开始的。他撰写的一篇篇“笔锋常带感情”的檄文,在沉闷已久的思想界突然掀起一阵精神风暴。《时务报》发行量***高达1.7万份,创造了中国自有报刊以来的***高记录,引起了社会各阶层、特别是知识界的极大关注,争相传诵。

  在创办《时务报》的过程中,梁氏***早阅读和接受了严复所译《天演论》中的进化论思想,并以此为指导,写下了《变法通议》,猛烈抨击封建顽固派的因循守旧,阐述变法图存的道理。他提出,“法者天下之公器,变者天下之公理。”日本以“自变”而自强,印度以“不变”而沦为英国的殖民地。面临“三千年未有之变局”的近代中国,只有变法才能图存,但“法”应如何变?梁启起说:“吾今为一言以蔽之曰,变法之本,在育人才;人才之兴,在开学校;学校之立,在变科举;而一切要其大成,在变官制。”所谓“变官制”,就是政治体制改革,政治体制的根本变革就是实行君主立宪。

  内心深处的***火种

  变法之前,梁启超的主要见解皆来自于康有为,梁启超用他那充满感情的笔,阐发康有为杂乱、高深的思想,从而使“君主立宪”深入人心;变法失败后,梁启超亡命日本,思想开始倾向于***。在1898年创办的《清议报》上,梁启超经常撰文揭露清廷的黑暗、***与***,大力倡导民权,介绍西方资产阶级民主学说,大谈“破坏主义”。

  为何?***直接的原因就是“戊戌六君子被杀”使得梁启超对清朝的顽固派充满了仇恨,对清政府也失去了***初的信任。此外,在日本期间,梁启超开始脱离康有为的影响,独立研究“西学”。为此,他还专门花了半年的时间学习日文,阅读了大量日文版西学著作。在此过程中,梁启超接受了资产阶级的自由思想,特别是英国思想家约翰·穆勒的自由主义和法国启蒙思想家卢梭的社会契约论。他认为卢梭的理论是医治中国痼疾的良方,认为中国若能采纳其思想,必将出现大同盛世。我们知道,卢梭是法国大***的精神之父,在他的影响下,梁启超的政治主张也开始倾向于***。

  这段时间,他与同在日本的孙中山、陈少白等***党人的来往开始密切,有时甚至在三更半夜还拥被长谈,结果便有了合作组党的计划,“拟推(孙)中山为会长,而梁(启超)副之”。为实现这一计划,梁启超甚至召集其他同学,联名致函康有为,劝其退休,“息影林泉,自娱晚景。”康有为得知梁启超倾向***的思想之后,非常生气,立即严令其离开日本,到檀香山办理保皇会事宜,并斥责其倡导***的错误。由于多年来梁启超已养成了对康有为的敬意和畏惧,他只得答应悔改,谨遵师命。檀香山是兴中会的发祥地,孙中山在那儿有很深的华侨关系,梁启超便请孙中山写介绍信,孙中山自然非常乐意。利用这层关系,梁启超在檀香山募集到了大笔资金,还把孙中山在海外辛辛苦苦建立来的一些***团体变成了保皇会组织。自此之后,孙中山与梁启超反目成仇。

  但在内心深处,梁启超并未抑制住对***的信仰。这一点可见于他1905年所发表的言论:“每读《扬州十日记》、《嘉定屠城纪略》,未尝不热血溢涌!故数年前主张 排满论 ,虽师友督责日至,曾不肯即自变其说。至今日而此种思想蟠结胸中,每当酒酣耳热,犹时或间发而不能自制。苟思有道焉,可以救国,而并可以复仇者,鄙人虽木石,宁能无歆焉!”在梁启超看来,***无疑是一种救国的手段。

  造中国之一代新民

  正当他徘徊在改良和***之间的时候,他的思想又开始发生转变。戊戌变法的悲惨结局和对西方启蒙思想家的深入研究,让梁启超更加深刻地认识到,徒变枝叶不变本原是万万不行的,而“民德、民智、民力,实为政治、学术、技艺之大原”。政治制度只是枝叶,其背后实际有一种更广的文化支持,具体表现为国民素质,或曰“国民性”。因此,他提出要改造“国民性”,造就“新民”,并以“中国之新民”作为自己的笔名,创办了《新民丛报》。

  在《新民丛报》上,梁启超发表了约11万字的总题为《新民说》的系列文章,连载四年。该报发行量***高达1.4万份,且每册一出版,内地就有人一再翻印。据估计,大概每册要经过20人的阅读。自此,梁氏的思想开始由“政治”转向“启蒙”,一跃而成为近代中国***重要的启蒙思想家。

  当然,从“政治”转向“启蒙”并非根本立场、观点的变化,而是一种深化。在维新时期他就强调“变法之本,在育人才”,因此把学校建设提到非常重要的位置。抵日未久,他更感“国民性”的重要。在《中国积弱溯源论》中,他批评说奴性、愚昧、虚伪、为我、怯懦等已造成了中国人的人格缺欠,国人的这种集体性缺欠是国家贫弱的根本原因。启蒙的任务就是要将品性上有根本缺欠的“国人”,改造成现代意义上的“国民”。

  诚如许纪霖所说:“中国的启蒙,非自 五四 起,实乃从《新民说》而始。 五四 的启蒙思想家们,无论是胡适、鲁迅,还是陈独秀、李大钊、毛泽东,在青年时代都接受过《新民说》的思想洗礼 《新民说》可以说是中国启蒙思想的***地。”

  胡适在《四十自述》中说,“梁先生的文章,明白晓畅之中,带着浓挚的热情,使读的人不能不跟着他走,不能不跟着他想”,“我个人受了梁先生无穷的恩惠”。

  1898年至1902年,鲁迅到南京求学,后又到日本留学,这段时间恰好是梁启超***激进地倡言***,发表“新民”理论、“小说界***”理论的时候,正是梁启超“言满天下”、“名满天下”的时候,在这种社会氛围中,鲁迅蒙受梁启超思想影响。他是梁启超编的《新小说》、《清议报》、《新民丛报》的热心读者,梁启超倡导的“新民”理论、“小说界***”理论,在鲁迅心中引起强烈的共鸣。

  1916年,陈独秀回忆和评论道:“吾辈少时,读八股、讲旧学,每疾视士大夫习欧文谈新学者,皆以为洋奴,名教所不容也;前读康先生及其徒梁任公之文章,始恍然于域外之政教学术,粲然可观,茅塞顿开,觉昨非而今是。吾辈今日得稍有世界知识,其源泉乃康梁二先生之赐。是二先生维新觉世之功,吾国近代文明史所应大书特书者矣。”(《驳康有为致总统总理书》)

  李大钊发起成立的“少年中国学会”,即受梁启超1900年所作《少年中国说》的影响,学会发起时还请梁启超为赞助员。

  毛泽东在陕北的窑洞里对***说过,他青少年时代曾受到梁启超的启蒙,他学生时代写文章就是以梁为楷模的。1911年,18岁的毛泽东在学校的墙上贴上了他所描绘的未来中国蓝图:孙中山成为新中国的总统,康有为担任首相,梁启超则是外交部长。毛泽东发起成立的“新民学会”,正是受了梁启超《新民丛报》和《新民说》的影响。毛泽东评价梁启超为当时“***有号召力的政论家”。

  梁启超被誉为“言论界的骄子”,他手里握着那个时代***富有魅力的笔,在历史的转折点,以如火的激情,点燃了一代仁人志士心中的明灯,也由此开启了中华民族的未来。

  醉心开明***

  当梁启超在日本大力倡导改造“国民性”的时候,在中国国内,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把希望转而寄托于***;而此时梁启超的政治立场却从激进的破坏主义变为过去的保守主义。为此,维新派和***派在《新民丛报》和《民报》展开了大辩论,梁启超被***派驳得理屈词穷。从此,他把主要的精力转入“开明***”的研究和实践中。

  梁启超之所以反对***、共和而主张改良、立宪,跟他所倡导的新民思想有着天然的联系。他认为,在中国这样一个民智低下的***国家,***的结果只会造成徒具共和形式的民主***国家。因为,在民智低下、民众自治自理能力缺乏锻炼的国家,共和会成为一纸空文,仍由强权人物实行君主之实,民众则俯首帖耳甘为奴隶。

  在上述理论的指导下,梁不仅反对共和、***,甚至宣称:君主立宪虽然是维新派的政纲,但现在还不宜实行。为什么?***,人民程度未及格,不能胜任议会政治,以正常手段行使和维护自己的正当权利;第二,施政机关未整备,无论法制及其相应机构都离实行立宪政治有相当差距。按照这一逻辑思路,当时的中国只有实行开明***才是***佳的政治选择。这便是1905年梁启超所撰写的《开明***论》的主要观点。这种政体和理论,是封建国家实行由上而下的渐进性改革的一个中介、一个阶段。梁启超的开明***,重点是保障民权,锻炼提高民众的文化素质、自治能力和法治意识。开明***可以循此进步为立宪政治。

  尽管梁启超的开明***论长期以来遭人诟病,但平心而论,在当时的条件下,开明***也并非不是一种选择。实际上,梁启超当年的预言,很大程度上被辛亥***后中国混乱的政治局势所验证了。

  辛亥***成功后,梁启超结束***生涯回到国内,重新活跃于***的政治舞台,先后任袁世凯政府的司法总长和段祺瑞政府的财政总长。梁启超将“开明***”的希望寄托于这两人,但这两人都是开明不足,***有余,梁的政治实践注定失败。1917年11月,段祺瑞内阁倒台,梁启超的政治迷梦***终破灭。

  回归国学

  开明***的理想破灭后,梁启超决意退出政坛,潜心研究学问,以西学的方法研究中学。

  1919年,梁启超在访问欧洲一年后,写下《欧游新影录》。***次世界大战后的欧洲,满目疮痍,十分萧条,梁启超认为这是科学破产所致,于是对他一直以来所向往的西方文明与科学产生了怀疑。他接受了1917年史宾格勒历史哲学名著《西方的没落》的观点,认为文明像生命一般诞生、茁壮、衰老,而后一去不返,西方文明的象征是“无穷的空间”,中国文明的象征是“道”,西方必须要向东方学习。

  对欧美政治学说及其理想王国的质疑和幻灭,对国内现状的不满以至绝望,加深了梁启超到学术中去求解脱求出路的决心。他回归了书斋,回归了国学,立志通过国学的研究和传播,“在社会上造成一种不逐时流的新人”,“在学术界造成一种适应新潮的国学”。具体的方法就是重新提起对传统文化的信心,批判地总结中国古代文化遗产,以西方的方法进行研究,中西结合,“以构成一种不中不西非中非西之新学派”。

  这一时期的学术研究,梁启超是从“整理国故”开始的。从欧洲回来之后,他就与胡适等人一起积极参与了整理国故的运动,并成为国粹主义史学派的中坚。1923年发表的《国学入门书要目及其读法》提纲挈领地介绍了中国在经学、史学、文学以及子部、集部、杂论等方面几百本要籍的精华所在、攻读要点与具体方法。

  梁启超认为史学是国学***重要的部分,所以他的国学研究也以史学为***重头戏。他先后撰写了《清代学术概论》、《中国历史研究法》及其补编、《先秦政治思想史》、《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等煌煌专著。

  《清代学术概论》论析有清一代学术思想,涉及哲学、经学、史学、考古学、地理学、金石学、文献学、佛学、美术、诗歌、历法、数学、水利等学术领域,而贯之以时代思潮兴盛转承的主线,被后世研究者称为“近代学术史上的一件珍品”。它***次突破了传统学术史以“学案”为框架的体例,而以“时代思潮”为主轴来阐述有清一代学术思想;它是我国***部系统总结清代学术思想史的著作;它把中国近三百年视做中国的文艺复兴时代,力图从中梳理出中国文化迈向近代的历史进程,更被后世研究者高度评价,认为这是“五四运动所促成的中国资产阶级启蒙意识进一步觉醒的思想表现和学术成果”。

  1924年,梁启超出版《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该书与《清代学术概论》异曲同工,相辅相成。两书的研究对象一致,但着重点有所不同。《清代学术概论》篇幅较小,言简意赅,重点在“论”;《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篇幅较大,内容充实,重点在“史”。两书相互补充,相互发明,从不同的视角,开拓了中国近三百年学术思想史的研究。该书与后来钱穆所撰的同名著作各领风骚,并行于世,为清代学术史的研究奠定了基本格局,在中国现代学术史上影响深远。

  《先秦政治思想史》分析了先秦政治思想四大潮流:儒、道、墨、法四家,除了扼要的编列,并提出其个人精辟的见解。此书有助于读者对上述四家的了解 兼可领悟研究哲学和史学的方法与态度。在这本书中,梁启超提出了一些十分重要的学术见解,例如***提出“人治主义”和“法治主义”的概念,并用之来概括中国儒法两家的政治主张。自此,“法治”一词才在中国传播开来。

  梁启超还先后出版了《中国历史研究法》(1922年)和《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1926年)两部著作,批判地吸收中国传统的治史方法,大胆借鉴西方近代的理论体系和研究手段,标志着新史学的成熟:旧史学的服务对象是帝王将相和士大夫,新史学的服务对象是国民;旧史学的研究范围囿于政治史,新史学则将研究视野拓展到整个社会。两书问世以来,流传甚广,被誉为治国史者的指南针。

  围绕着新史学的创立,梁启超对地理学、经学、诸子学、考据学、小学、音韵学、目录校勘学、谱牒学、金石学、考古学,都在整理旧有成绩的基础上进行了认真的研究,为这些学科的发展作出了***的贡献。这一时期的梁启超,成为了整理国故的行家里手,是同代人中的国粹巨擘。他以一代宗师的身份,打通了建设新国学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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